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施春宏教授等著《汉语教学理论探索》于2021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国际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是一套面向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研究生的专著型教材。本书为该系列第一本,共九章,从理论探索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汉语国际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如教学本位观问题、教师知识结构问题、教材建设问题、教学知识体系问题、教学资源问题、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问题等。其中既有语言观、本位观等二语教学的根本问题,也有语言教师的论感、教学语法体系创新和汉语教学当地化等前沿课题,讨论以“教师专业发展”这一论题为核心,对影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学理阐释。本书对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

     本书由崔希亮教授和李泉教授分别作序《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宏观视野》和《基于汉语特点的二语教学理论新探索》。

 

《汉语教学理论探索》简目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宏观视野(序一)…………………………………………崔希亮

基于汉语特点的二语教学理论新探索(序二)…………………………………李  泉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汉语教学的本位观问题

第三章  语言教师的论感问题

第四章  语言学教材的编写问题

第五章  汉语教材的语法术语问题

第六章  教学语法的体系创新问题

第七章  词汇教学的基本原则问题

第八章  中介语语料库的平衡性问题

第九章  汉语国际教育的当地化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1: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宏观视野

——施春宏《汉语教学理论探索》序

 

崔希亮

 

施春宏教授的新著《汉语教学理论探索》即将付梓,嘱余作序,令我在先睹为快之余又偏得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们制订了新的学术提升计划,并拟在十二个重点领域开展学术研究:一是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语言本体研究;二是语言学习与认知研究;三是语言学前沿理论与汉语教学的接口研究,如语体语法、韵律语法、互动语言学等理论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关系;四是汉语国际教育资源研究;五是汉语国际教育技术应用研究;六是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七是汉语国际教育发展与评价研究;八是孔子学院及世界主要语言传播机构发展研究;九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十是汉语国际教育数据库建设与研究;十一是汉语国际教育语料库建设与研究;十二是汉语国际教育信息资源集成与服务研究。以上十二个重点领域的学术研究光靠研究院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要集结研究力量,组成团队,分头突破。与此同时,我们还拟编辑出版北语学人系列学术著作,以推介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并推动前沿学术创新。施春宏教授的这部新著第一个交稿,定名为《汉语教学理论探索》,这是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为这部著作写几句话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此外,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的问题,确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因此,我也确实有话想说。为本书作序,也可以说是一种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我与春宏教授相识有年,彼此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曾在同一个教室读书,在同一家体育馆打羽毛球,后来又在同一所大学任教,既有同窗之情,又有同事之谊。在我认识的朋友里边,他是唯一一个不用手机的人,要找他只能是或打电话,或发电邮。他治学非常勤奋,笔耕不辍,最近20年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也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工作的关系,他所出版的学术著作我都有幸先睹为快。最近一些年出版的与汉语教学有关的著作如《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汉语基本知识(语法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三一语法:结构·功能·语境——初中级汉语语法点教学指南》(与冯胜利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汉语基本知识(语音篇)》(与蔡淑美合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汉语纲要》(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都请我“批评指正”,批评我是做不到了,指正更无从谈起,只有虚心学习的份。因为他的研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有些领域是我所不熟悉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春宏也做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能够把汉语本体研究和第二语言教学与习得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理论思考和教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以及这部《汉语教学理论探索》都是非常好的范例。春宏这些年一直在给研究生开设一门颇具特色的基础性前沿理论课“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非常受欢迎,听课的同学受益匪浅。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说给学生听,这是教师独有的幸福感,虽然辛苦,但个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教学相长,在跟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能触发自己的思考。记得当年朱德熙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很多研究结论都是尚未发表的,我们可以直接感受朱先生的研究过程。如果说《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是比较微观的研究的话,那么这部《汉语教学理论探索》就已经是比较宏观的了。当然他的宏观理论思考是建筑在微观的问题的基础上的,并非空中楼阁。这部著作所触及的问题都是汉语国际教育基本问题。比如教学本位观问题、教师知识结构问题、教材建设问题、教学知识体系问题、教学资源问题、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问题等等。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新兴学科,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学科内容涉及到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等学科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新兴学科,其学科基础理论和基本内涵到底是什么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这部著作以探索作为书名是名副其实的。春宏的这部新著,可以说是汉语教学基础理论的积极探索之一。通观全书,我认为他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值得提出来说一说:

一是立足本土,借鉴外来。春宏在进入大学任教之前,曾在中小学做过教师,并先后读过四年师范学校、四年师范大学。所以他对教学理论、教学法、教学效果和教材的关注大概从那时候就开始了。进入北京语言大学之后他开始接触汉语二语教学,并到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的前身——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做过专门的驻所研究。因工作需要,他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主编《语言教学与研究》这本杂志,但他仍是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而且还在不断产出新的研究成果。在他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一直都是滋养他学术成长的重要养分,例如关于语感的问题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夏丏尊。在一个脚注里,他关注了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例如叶圣陶(1980)关于语言文字的灵敏的感觉,邢公畹(1981)、吕叔湘(1985,参刘连庚1985)、王培光(1996)、胡明扬(2002)、郭裕建(2002)、赵春利、杨才英(2002)、周健(2004)、姜美子(2004)、张福声(2004;2007;2009)、陆俭明(2005)、王培光(2005)、张旺熹(2007)、周健(2005)、白丽(2010)、周健(2011)、鲁健骥(2014)、祁峰(2017)、赵春利(2018)等关于语言感性的直觉能力的认识,杨炳辉(1993)关于“语感是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一种悟性,是一种理性直觉性”的认识。这些本土的语言学家有很多研究成果为他的研究提供了灵感,他从汉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学等相关学科那里吸收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他也不忘借鉴外来的语言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创新。近年来,他在构式理论研究、语体语法研究、教学语法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这些研究,都为他的汉语教学理论探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他在讨论语言学知识的编写模式时借鉴了Hockett(1954)对描写语言学所采用的两种基本分析方法的概括:项目与配列(Item and Arrangement,IA)和项目与过程(Item and Process,IP),主张普及性语言学教材可以采取在IA编写模式的框架中融入IP模式的编写策略;在从事构式语法研究时建立了“互动构式语法”(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在IP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精致还原主义(sophisticated reductionism)或精致整体主义(sophisticated holism)的方法论原则(施春宏2016、2018b)。

二是不忘过去,面向未来。在这部新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忽略前人的相关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也好,汉语国际教育也好,毕竟积累了几十年的教育经验,在学术探索上也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探索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总结借鉴。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只有不忘历史,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在他的著作中,他尽可能穷尽地把所有的参考文献都找到,并从中汲取精华。我们在春宏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到他的很多思想和理论是面向未来、具有前瞻性的。如“三一语法”与汉教学的语法体系问题,从语感到论感的问题,语言学教材的国别化、语别化、族别化问题,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的问题,三一语法教学手册的问题,平衡语料库的问题等等,都是面向未来,具有前瞻意义的。

三是结缘大家,合作出新。学术是在与师友切磋讨论中得以发展的,学问学问,离不开勤学好问。春宏的进步离不开师友的帮助。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当年我们聘请的几位长江学者:哈佛大学的冯胜利教授、黄正德教授,斯坦佛大学的孙朝奋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潘海华教授。他们为我们培养研究生、培养青年教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曾分批派遣一些年轻的学者去哈佛大学、MIT、斯坦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学,既结了学缘,又开拓了学术合作的新领域。“三一语法”的诞生就得益于这样的结缘。“三一语法”本为冯胜利教授所创,这是他语言学学术思想和第二语言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记得我们还组织过海内外学者的交流与互动,为汉语二语教学吹来一缕清风。2008年,机缘巧合,春宏得到机会去哈佛大学做博士后项目,临去之前,本来想跟着冯胜利教授系统学习韵律语法,但到了哈佛之后,冯胜利教授提到“三维语法”的教学思想,但一直苦于没人跟他合作,而自己又太忙,难以具体落实。春宏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都很大,于是就主动请缨,与胜利兄合作。殊不知这一承诺,便是多年焚膏继晷的苦战。当初胜利兄把这个教学语法叫做“三维语法”,后经讨论改用“三一语法”这一更有意蕴的术语。其后的那几年,春宏与冯胜利教授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冯胜利/施春宏2011)和一本书(冯胜利/施春宏2015)。现在冯胜利教授正式加盟北语,相信我们会有机会擦出更多的智慧火花。为完成去哈佛之初的夙愿,《三一语法》完成后,春宏又协助胜利教授整理汉语韵律语法研究成果和发展韵律语法思想,并合作主编了一本《汉语韵律语法学纲要》,该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善于合作并在合作中推陈出新是春宏学术研究不断出新的秘诀。本书中的“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问题”也是春宏跟李宇明教授合作完成的。他还跟宋柔教授有过长期的学术互动,并结合赵元任先生的“整句-零句”思想将宋柔教授提出的“标点句”理论应用于汉语篇章的二语习得研究中,与人合作完成了《基于整句—零句表达系统的汉语中介语篇章现象考察——以日语母语者汉语语篇为例》(《世界汉语教学》2016年第4期),这种思路在中介语篇章研究中带有开创性。这些年来跟不同分支学科领域的老师和同道们合作,尤其是基于新理论新论题的探索,让他的学术道路越走越宽。

四是观照理论,兼顾经验。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不太注重理论,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少。汉语国际教育又是一门实践性十分强的学科,在理论研究方面更是薄弱得很,目前我们在教学法、语言学习理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等方面,所有的理论几乎都是学习西方的。如何结合汉语教学实际,探讨符合汉语教学特点的语言教学理论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目前流行的各种教学法、语言学习理论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基本上是在印欧语言教学和实践当中摸索和建立起来的模子,有很多教学法和教学理论,照搬到汉语教学当中会四处碰壁。因此我们要在实践中摸索汉语教学的理论,这需要对汉语教学实践经验的切身体会和总结。学术研究中的理论观照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论的研究,就是盲人摸象。春宏十分重视理论的建构,例如他在讨论汉语教学本位观的时候,注意到了各种观点自说自话,因此他提出所谓本位在实际教学中并不呈现为“某某本位”这种名称,只是在教学策略上凸显特定教学内容的地位和作用罢了。各种本位看似复杂,其实它们处于特定的逻辑结构关系之中,形成一个可能的本位系统。他建构的这个系统是有层级的:

 

教学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教学经验,我们的理论很可能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理论建构也是为了指导实践而存在的。在对汉语教学本位观进行讨论辨证之后,他开始关照教学中的现实问题。并以“字本位”教学为例讨论各种本位观在教学中的利与弊。他说:“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有些学者坚持比较彻底的字本位观,认为汉语教学就得从字本位出发,而且字本位能解决其他本位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当然,毫无疑问,其他教学本位观确实难以解决跟汉字教学相关的某些问题,但不能因此认为字本位就能充分解决词本位、句本位等其他本位中所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这是比较公允的说法。学者们各执一端,坚持认为自己的本位观就是最好的,从而排斥其他的本位观,这种做法是比较狭隘的。他用几个教学实际当中的例子来说明“字本位”教学将会遇到的困难,这是很有说服力的。限于篇幅,我这里就不举例子了。我们的汉语教学理论,不光在理论上要合逻辑、要自洽、要有比较强的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当中,要能真正管用、能真正解决问题。正如春宏所说的,“汉语教学过程是循序渐进、螺旋递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体现出阶段性和整合性特征,使我们需要‘分层次的综合本位观’(stratified integrated unit-based view)。”春宏在《汉语纲要》(2018)中已经将字本位写入基础教材(参见该书下册14-16页:第四章“语法”第一节“语法概述”中单立一节专门介绍和讨论了“字本位”问题),认为将字本位放到语法体系中去认识似乎更合乎其本质。在他看来,字本位是一种汉语观,因此将学界关于字本位的认识概括为:“汉语是以字为基本单位的语言(即字基语言),而并非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语言(即词基语言)。”字本位观中的“字”,不仅指作为书写单位的汉字,也包括作为语音单位的音节和作为意义单位的概念,它是语音、语法、语义交织的枢纽;对于汉语使用者,“字”也是最具有心理现实性的单位(施春宏2018a)。这与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纠正了一些学者对“字本位”的误解,有正本清源之功。在汉语教学中如何贯“字本位”的思想这是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将“字本位”理论直接引入现代汉语基础教材并从汉语基本特点来认识,这在学界还是首次。我们也曾经专门讨论过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接口的问题(崔希亮2002),但是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应该说“字本位”思想与“三一语法”观在解决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接口的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五是构建体系,突出重点。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个学科,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学科体系。因此我们的汉语教学理论探索,学科体系建构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三一语法”的构建,已经把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书中写道:如果说有的老师在以往备课中对“特定语法项目从哪些方面讲解”、“哪些语法内容必须讲解”的问题还不甚清楚的话,那么有了“三一语法”的体系,老师备课就不可避免地要从三个方面去考虑一个句型的语法问题:结构是什么?用途是什么?典型的语境是什么?

形式结构

 

三一语法  功能作用

正式—非正式

典型语境/语体

典雅—通俗

这个体系对教学实践很有帮助,给我们的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指明了清晰的路径。教师在碰到任何一个语言点的时候,都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结构、功能、语境/语体。这就好比我们在课堂上进行同义词辨析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是一样的:词性、意义(本义、引申义、色彩义)、功能、用法。在这个“三一语法”的体系里,哪个部分是重点?恐怕不同的教学法和不同的教学任务会有不同的选择。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编写“三一语法”教学手册的设想,这与我多年以前想要编写一本教学参考语法的想法不谋而合。不同的是他已经完成了语法体系的建构,而我还在进行原子主义的探索。

关于汉语教材语法术语的一些问题,涉及到语法解释的统一性问题。春宏比较了两本通用的汉语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和《发展汉语》,对它们语法呈现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另外,他还就汉语词汇教学的理念原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所以这部书不仅仅有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有一些具体问题的重点突破。语法术语的问题,看起来是个用词的问题,实际上背后包含着对语法问题的认识。在教学中什么样的语法体系是最管用的,也是最好用的,这仍然是需要学者合力解决的问题。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到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对教学语法的认识在不断变化。《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为汉语母语者制定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语法体系,学者们还在探索之中。

如果要说遗憾的话,我觉得关于学习者的研究几乎没怎么触及到。我们曾经说过,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汉语本身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语言习得与认知过程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是教学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是教学工具的问题(崔希亮2005)。其中关于学习者汉语习得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最为薄弱。我们汉语教学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离不开学习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语言教学的研究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但是现在关于学习者的认知过程我们所知甚少,学习者面对的困难和解决这些困难的策略,我们也所知甚少。汉语教学的理论探索不能离开对学习者的研究和了解,教师也好,教材也好,教学法也好,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是如何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这个问题应该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问题,需要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脑科学等各学科的通力合作。我们期待春宏后续的研究当中会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年轻学者在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方面进行探索,逐步揭开语言学习过程的秘密。

今天是2020年4月24日,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范围内肆虐,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字,目前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260万人,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生无法返校,所有老师都在通过网络教学的方式给学生上课。春宏主编的杂志《语言教学与研究》也正在开展“新冠疫情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大家谈”专题征稿,将来还要做“国际性突发事件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春宏书生意气的另一个侧面。他不仅仅对纯学术的问题有热情,他还心忧天下苍生,这是一份难得的情怀!在这特殊的时期,语言教学的理论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就是网络环境下的语言教学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全球性突发公共灾难事件环境下如何开展语言教育活动?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证我们顺利地开展语言教学?海内外的汉语教学如何协调发展、相互扶持?从宏观战略到具体行动、从教学理念到教学设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习策略、成绩评估、教学技术支持、教学辅助材料应用等若干方面,都应该有新的思考。在这个非常时期,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疫情的发展以及网络、微博、微信朋友圈关于这场疫情的讨论、争论、辩论。在每日疫情新闻的轮番轰炸里春宏能够做到气定神闲,完成书稿的修改,这是需要定力的。据我所知,除了关注语言学,春宏对社会问题也是十分关注的。遇到不合理的事,他也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这是非常宝贵的品格。他告诉我,大年初二时看到天津市委市政府的这样一则通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市委、市政府决定,我市所有公务人员提前结束假期,于1月27日零时前返回工作岗位,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坚决打赢这场特殊战役。”春宏感觉到这样做很不科学,有非常大的风险,于是他立即给天津市长热线打电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天津市委市政府接受了意见,当晚就取消了通知。书生仗剑,该出手时就出手!我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让我们潜心学术,不间断地进行学术探索与创造,这是人生一大幸事。现在他的学术创造能力正处于巅峰阶段,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读到他更新的研究成果。

 

崔希亮

2020年4月24日  星期五

于海淀区学院路15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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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希亮(2005)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载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的全方位探索——对外汉语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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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kett, Charles F.(1954)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Word 10: 210-234. 范继淹译《语法描写的两种模式》,收入《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附录,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年。

附录2:

基于汉语特点的二语教学理论新探索

——施春宏《汉语教学理论探索》序

 

李  泉

 

汉语有声调变化而无形态标记,这与印欧语不同。汉字既是书写汉语的文字符号,也是汉语的最小建构单位语素,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不同于拼音文字与相关语言的关系。语言类型不同,语言与文字关系不同,则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印欧语言的二语教学必然有所不同。然而,多年来,业界对以英语为代表的二语教学理论和方法似乎只有热情学习的意识,而没有摆脱其影响的意识,甚至将其视为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范式和标准,这虽然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汉语的教学研究,并且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总体看,真正以我为主的借鉴性研究并不多,照搬套用的不少。一味跟随西方语言二语教学理论和方法,使得对汉语自身及其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重视不够,对汉语教学自身规律的挖掘和理论探索不够,迄今汉语二语教学的原创性理论和方法并不多,这与汉语国际化对基于汉语汉字特点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的迫切需求很不相称。

当我在上述杞人自扰心态下,读完春宏教授的新著《汉语教学理论探索》后,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先睹为快之乐,更是为大著对影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所进行的别开生面的理论探索和高屋建瓴般的学理阐释而兴奋不已,深有解忧之悦。大著虽由作者近年来研究汉语教学的相关文献整合编辑而成,但集成后不仅有散珠成串之美,从所涉及的教学本位观、教师知识结构、教材建设、教学知识体系、教学资源、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等问题来看,亦不乏系统性。其中,既有语言观、本位观等二语教学的根本问题,也有语言教师的论感、语法体系创新和汉语教学当地化等前沿课题,而对所有问题的讨论都指向“教师专业发展”这一核心论题,且一如作者所言:重点不在“教”而在“师”,即侧重于探讨教师所应有的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观、方法和方法论等方面的知识结构。可见,全书虽内容多元,但主旨明确,而抓住了教师及其所应具备但以往未曾或少有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则不仅抓住了学科建设的关键,也将深化对教师发展的研究,仅此就不难看出该书的学术和应用价值。不止于此,我认为该书至少还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有视野,有高度。作者将书名命之为《汉语教学理论探索》,并特意说明“汉语教学”涵盖国内和国外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教学和两者之间构成了一体两翼的关系”。用“汉语教学”通指海内外的汉语二语言教学,不仅可以避免“对外汉语教学”或“国际汉语教学”在一些场合下的不便,更有打通海内外汉语教学研究之明见和用意,而这在汉语加快国际化的新时代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赋予“汉语教学”术语的地位及通指海内外汉语教学的内涵,既展示了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也是对业界的一个学术贡献,而“本书的论题同时涉及这两个领域(国内和国外)”的宣誓,则彰显了作者身体力行的学术引领。不仅如此,作者把本书对教师应有的语言教学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探究,称之为“元语言教学问题”的学理思考,不仅是一种学术见解,也提升了教师研究的理论高度。在我们看来,语言教学元理论方面的问题,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更为根本的问题,作者的相关研究也可以视为对教师发展和汉语教学顶层学术问题的理论探索,而这是以往不多见却又是学科理论研究所不可缺少的,显示出作者独特的眼光和高远的立意。

有创新,有理论。研究视角、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乃至具体选题的不同,就从根本上奠定了全书总整体的创新性,而具体章节中迭出的新见也证实了这一点。再举一例,以管见大著的理论创新。汉语教学的本位问题业界多有讨论,但大都就事论事,各持己见。“本位观问题”一章指出,本位之争如放到语言观、方法论高度来看,则各种本位既存在差异性又有互补性,各有所长所短。各类语言文字单位大都被认定过本位,这跟教学的阶段性、内容的层级性相关联。持某种本位观就意味“该基本成分+规则”构成语言系统,并赋予其在该理论系统和教学信念中以特别的地位。字本位有特定的教学价值,但以此而主张取消词和词本位,便有些脱离语言系统和教学实际。教学中确立一定的教学本位是必要的,有利于在特定阶段突破教学重点和难点,但没有贯通整个教学过程和所有教学内容的本位,故应建立分层次的综合本位观。该章内容宏富,分析透彻;有理论高度,有系统关联;视野开阔,论述通达,见解独到。其中,强调本位的多元性和本位的综合性特征,不仅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执着和分歧,更为不同教学阶段和教学内容的本位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是迄今有关汉语教学本位研究最具理论性和应用价值的重要文献[该章原文被全文编入赵金铭总主编商务馆对外汉语教学专题研究书系第二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理论研究》(第二章“教学理论研究:新视角与新观念”之第五节“对外汉语教学本位观的理论蕴含及其现实问题”),商务印书馆,2019]。

有远见,有导向。诸如为“汉语教学”正名,把对语言教学知识体系、词汇语法、教材教法等的研究归旨为对教师所应具有的顶层观念和知识结构的研究,将教学本位的研究置于语言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及所提出的诸多新见,都不仅展现了全书的视野和高度,更展示了作者的学术远见和学术引领。再举一例,以管见大著这一特色:“论感问题”一章,讨论的是以往汉语教学界未曾涉及过的语言教师的论感问题,作者将论感定义为“对语言现象背后的条件、理据和规则、规律的直觉判断或感受”,并与语感进行了相得益彰的对比分析:(1)他把房子拆了。(2)他把房子建了。(3)他把房子建好了。其中,能判断(1)(3)合格、(2)不合格,这是语感的作用,能进一步造出合格的“把”字句,是语感比较好的表现;如还能指出(1)(2)合格与否是句中动词的差异所致,则是论感的作用,如能在比较(2)和(3)后发现,(3)中的“好”是该“把”字句成立的重要条件,是论感比较好的表现,如能直觉到此处“好”代表某种语义类型,则说明其论感相当强。作者指出:语感往往体现对“例”(token)的直觉,论感更多地体现对“型”(type)的直觉,尤其是对“型”背后的结构化知识的直觉,即对结构中的相关成分之间制约关系的敏感。坦率说,能结合实例将难以捉摸的语感和所谓论感进行如此深入细致的辨析,实在令人折服。而对论感的全面诠释,以及“语言知识-研究能力”实际是建立在论感这种语言学直觉基础上的更高阶段的能力等论断,不仅同样是一种理论创新,更是为汉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培养培训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引,甚至可以说,该章就是汉语教师元语言知识与研究能力乃至教学能力发展的一个学术案例。

有情怀,有担当。作者为人耿直、朴实,对学术真热情、超勤奋,著作等身,尤以理论语言学和汉语语法研究而著称,其近年的构式语法研究即颇有成就和理论贡献。然而,他对汉语教学亦别有因缘和情怀。早在2000年,他在华语教学出版社工作时就责编过业界前辈学者程棠先生的专著《对外汉语教学目的原则方法》和其他汉语教学资源。从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后,更是把汉语二语教学研究当做“本界”而不是“跨界”研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汉语二语教学与习得研究,面向汉语教学师资培养和培训的语言学、汉语语言学及其教学和教材编写等方面的论著,表现出一位语言学家对国际汉语教学事业和学科建设的学术情怀与责任担当,实属难能可贵。正是由于作者研究领域广泛,本体方面学养深厚,才能在诸如本书“语言学教材的编写”“汉语教材的语法术语”“教学语法的体系创新”“词汇教学的基本原则”“中介语语料库的平衡性”“汉语国际教育的当地化”等章节中,持有不同眼光,提出独到见解,并结合实际做出系统化的理论阐述。其中,基于汉语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与冯胜利先生合作提出的“结构-功能-语境”相结合的“三一语法”,是近年来汉语教学界一项十分亮眼的创新成果,这一新型的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和语法教学模型,应该更加适合没有形态变化而对语境需求强烈的汉语二语教学,不仅颇有理论价值,应用前景亦颇可期。本书及业界的这样一些原创性研究成果,是坚定我们走基于汉语汉字及其作为二语教学特点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探索之路的有力支撑。

我与春宏相识多年,如果他博士毕业那年人民大学能提供一套他所急需的住房,那他早就是我的同事了,可惜自2003年开始敝校不再为新职工提供住房,让我们失去了做同事的机会。好在不出圈,仍是同行,并且他在北语的工作和学术研究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近年来他主持的业界名刊《语言教学与研究》,更加关注汉语教学研究,更加支持青年学者的学术成长,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赢得广泛赞誉。我跟春宏虽同为“60后”,但他靠近“70后”,我靠近“50后”,年龄我痴长他不少,可学问他是学长。多年来,我为这位朋友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和他为学术界做出的贡献而由衷高兴,但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让我给他第一本汉语教学研究的大著做序。可我也着实不好拒绝春宏兄这番美意,要是把友谊的小船弄翻,还落得个不识抬举,那就更不值得。于是,聪明的我愉快地通读大著,并在开阔眼界和增长知识的同时,写下以上感言,供读者参考。

附录3:

 

 

后记

 

 

我1996年硕士毕业后到外文出版社(暨华语教学出版社)工作,编辑书稿之余做一些应用语言学和词汇语义学研究。自2003年博士毕业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至今,除了从事语法学、词汇语义学、规范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研究工作,还花了不少精力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和教学研究。涉足习得和教学这两个领域,与三个方面的因素直接相关,另外还有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一是我于2006年底从人文学院被借调到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现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从事专职研究工作,赵金铭、张博和王建勤等先生都勉励和指导我结合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主攻方向做些相关研究工作,我也觉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是专职研究者应尽的义务。二是长期从事相关编辑工作。2007年至2013年底受邀在《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做兼职编辑,需要处理一些相关稿件。2013年底调入《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任副主编,2014年底任主编。《语言教学与研究》一直以刊发语言教学与习得研究方面的论文为重要使命,当下我觉得更需要强化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尤其是领域的拓展、观念的更新、方法的创用和实践的深化。除了处理稿件和组织相关学术活动外,我自己也积极从事相关学术研究,努力将前沿性语言学观念和成果向习得研究与教学实践领域转化,并试图提出新的认识。三是对本体研究、习得研究、教学研究之间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做过一些思考。对此,我在绪论中已做了一些阐述,这里不避重复,引述如下:

语言本体研究、习得研究、教学研究,当然各有自己的主体研究目标和理念追求。但是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语言学理论,如果不能很好地说明语言习得现象,就多少限制了其理论的张力;一个新的语言习得理论,如果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教学资源,那终究是有很大缺憾的;同样,一个新的语言教学理论,如果没有深厚的语言理论基础和习得理论基础,其教学效果恐怕也将大大受限。当下的学术研究,跨界面、跨领域、跨学科已经成为基本态势,互动观念的研究正成为各个学科发展学术、创新思想的主导。

至于其他原因,则与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有关。我的硕士专业是应用语言学,师从于根元先生,主要关注语言生活、新词新语、语言规范及应用语言学理论与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接触一些语言教学(母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方面的内容。后来到出版社工作期间,比较多地负责汉语教学方面的专著、论文集和工具书的编辑工作,其中印象至为深刻的是责编程棠先生的《对外汉语教学目的原则方法》。我一直觉得,结合实际工作来做研究,比较容易将思路落到实处,也能更为有效地推进相关工作,从而将职业变成事业,而且容易让事业带有情怀。

有信念就有动力。由于以上这些经历和思考,我对语言本体和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的接口问题比较关注,尤其是如何将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本体研究中的前沿认识应用于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研究中。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本体研究的基本路径及其研究取向、基本论题、重要认识有所了解。为此,我们这些年重点关注了论元结构理论、配价语法、语块理论、构式语法、语体语法、韵律语法、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以及应用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理论、语料库语言学等,并努力地将它们用于语言习得和教学研究的实践中,基于汉语基本特征来探索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不但关注语法、词汇、语义问题,同时还关注语音、汉字和修辞问题。虽然目前的认识仍很初步,所得认识还比较粗浅,但感受最深的是:语言习得与教学研究确有必要对前沿性的“语言”研究的基本状况和逻辑基础有所了解,语言本体研究也确有必要从语言习得与教学研究中找到理论的发展空间和用武之地,两者的结合点就在汉语的基本特征。

另外,就我个人而言,由于做过多年的中小学老师,看过一些儿童语言发展的论著,因此还希望在母语习得与教学方面做一些探索。我们这些年在句法层面对二语习得中的元语言意识和认知机制做过一些探索(前期主要成果参见施春宏等著《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在长期探索过程中越来越觉得关于元语言意识和认知机制的探讨更应落实于母语习得研究中,也许这里面的学理意义更为显豁。但愿将来有时间、有条件去敲一下边鼓。当然,现实常常是“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这里先存个念想吧。

我们是几乎同时开展汉语二语习得和教学研究的,习得研究的初步成果主要是上面提到的《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本书是相关的语言教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语言学专业期刊,但这次整合成书时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其中有一半章节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内容上的调整,基于当下的研究现状而改写了不少认识,尤其是对发表稿中不到位的认识做了新的处理,同时充实了很多新的认识。(二)资料、数据上的处理,尽可能根据最新的情况做了重新统计、分析、介绍。(三)结构上的安排,考虑到全书的系统性,章节之间的照应、行文中的参照等都做了一致性处理。尤其是每章的引言和结语,大多做了相当程度的改写甚至重写。当然,由于当初发表时“各自为政”,因此在系统性方面做得很不到位,也很难做到位。这是特别遗憾的地方,祈请读者谅解。

本书各章中,前四章由本人独立完成,其余各章与他人合作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第五章的基本内容以《对外汉语综合课教材语法术语安排的考察与思考》为题刊于《海外华文教育》2017年第3期,署名:宁颖琦、施春宏。

第六章的基本内容以《论汉语教学中的“三一语法”》为题刊于《语言科学》2011年第5期,署名:冯胜利、施春宏。同时参考冯胜利、施春宏《三一语法:结构·功能·语境——初中级汉语语法点教学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调整了相关认识。定稿时,冯胜利先生又做了进一步审改。

第七章的基本内容以《基于“三一语法”观念的二语词汇教学基本原则》为题刊于《华文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署名:施春宏、蔡淑美、李娜。

第八章的基本内容以《论中介语语料库的平衡性问题》为题刊于《语言文字应用》2013年第2期,署名:施春宏、张瑞朋。

第九章的基本内容以《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的若干思考》为题刊于《中国语文》2017年第2期,署名:李宇明、施春宏。

这些合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交流和前沿探索。诸位合作者中,李宇明先生和冯胜利先生是我特别崇敬的师长,他们不但赐予我合作研究的机会(实际上,书中相关论述正是来自二位先生的基本观点),还长期指导我的学术研究;蔡淑美、李娜、宁颖琦是我曾经指导过的研究生,张瑞朋是我研究中介语语料库的同道。衷心感谢诸位合作者,无论是师长还是学生、同道,每一次合作研究,都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本真意义:推进学术,发展事业,服务社会。

与本项研究相关的工作是,我们这些年出版了一系列面向二语教学师生的专著性教材,在学界和汉语教学界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有的书几乎每年重印。已经出版的有:《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汉语基本知识(语法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三一语法:结构·功能·语境——初中级汉语语法点教学指南》(与冯胜利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18年韩国多乐园出版了韩文版,英文版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汉语基本知识(语音篇)》(与蔡淑美合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汉语纲要》(上下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汉语基本知识(词汇篇)》(与蔡淑美合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0)、《汉语基本知识(汉字篇)》(与王伟超合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0),另有著作尚在规划、撰写过程中。如何积极开展语言学前沿思想和成果的教学转化与科学普及工作,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和从事的工作。探索永远在路上。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给我以无限教导的恩师们。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于根元先生。我自1993年读研开始后至今的整个学术研究都蒙受先生的谆谆教导,本书成稿前数月,先生不幸长辞,我心伤悲。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袁毓林先生和长期给我教导的陆俭明先生、冯胜利先生,先生们的每一次指点都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感谢的北语师长,尤其是赵金铭、鲁健骥、吕文华、刘珣、崔永华、方立、宋柔、李宇明、张博、崔希亮、曹志耘、刘利、刘广徽、张旺熹、王建勤、孙德金、程娟等先生,先生们在不同阶段都给了我非常及时而深刻的指导。感谢我读中师时曾给我语言学启蒙的老师刘传翠、王麟沚等先生。感谢我读大学时的语言学老师陈庆祜、胡治农、孔令达、李先华、蒋同林、蒋立甫、孟庆惠、杨昭蔚、朱景松等先生,还有非语言学课程的老师陈文忠、陈宪年、程致中、凤良尧、刘学锴、卢英顺、梅运生、潘啸龙、孙慧芬、陶礼天、吴尚华、谢昭新、杨树森、余恕诚、袁传璋、赵庆元、朱良志和辅导员沈正赋等先生。感谢我硕博阶段曾给我教导的无数老师们,尤其是厉兵、周洪波、刘一玲、郭龙生、冯志伟、仲哲民、方世增和陆俭明、蒋绍愚、徐通锵、马真、陈保亚、王洪君、宋绍年、项梦冰、詹卫东等先生。还要特别感谢《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同事王正刚、高晓虹、李先银和特约编辑郝美玲、陈默、张旭,每次审稿会的讨论都使我收获很多,而且他们在编辑工作和日常事务中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这个编辑队伍是一支感情深厚、热爱学术、崇敬事业的“革命队伍”。

非常感谢崔希亮先生和李泉先生为小书慨然作序。两位先生都是学界深有影响的学者。在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崔希亮先生的宏观视野和精细分析,李泉先生的体系建构和概念辨析,都对我启发甚深。这次赐序,又给予了我新的学习机会。

感谢我的硕博研究生们。本书的所有内容在当初投稿之前都曾得到我不同阶段研究生的帮助。本书整合过程中,在读的王伟超、金婷、李聪、陈振艳、颜刚、李宗阳、任喆远、高倩倩、刘科拉和博士后谢昆又就全书提了很多意见,张子豪、刘星宇、奚柳青也提供了一些帮助。

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将本书纳入出版计划。本书的出版,实际也是我对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曾给予我的宁静的学术生活的报答。我现在被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聘为兼职研究人员,更应该继续做出新的研究,以回馈大家的信任和厚爱。

感谢责任编辑华莎老师的精细编校。在与华莎老师的校改互动过程中,我既避免了很多疏失错误,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母校安徽师范大学,尤其是母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我读本科期间为中文系)。每一位在安徽师范大学奋斗过的学子都能深切感受到她的深厚学养和优良学风。仅就语言学领域而言,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语言学者,这是学界所共知的事实。对一所省级师范大学而言,这是难以想象的成就。本书是讨论汉语教学的著作,为了感谢母校的教学教育之恩,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校和母系,并纪念本科四年的美好时光

本书成稿于庚子年春节前,后记初稿写作于全国抗击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定稿于中国的疫情终于得到了控制之时。这使我想起了一首诗:《苦难的中国有明天》。可是,世界正处在新冠病毒的无情肆虐之中……

祈愿疫情早日过去,祝愿祖国和世界人民平安幸福!

 

施春宏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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