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施春宏著《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互动构式语法探索》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以方兴未艾的构式语法作为理论基础,以句式这种图式性构式的形式构造和语义功能及其互动关系为基本立足点,描写和解释若干特定句式形式和意义的匹配过程及其作为特殊论元结构构式所呈现出来的构式性特征。同时对当下构式语法的基本观念和分析方法做出反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构式语法观,进而探讨句式研究乃至语法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方法论原则。

    第一章绪论概括了本书研究的基本框架,并阐释本项研究的若干基础性概念概念,第二章是研究前提,讨论汉语句式的标记度及基本语序的参数选择问题。第三章至第九章是实例分析篇,重点研究四种汉语特殊句式的形式和意义及其互动关系:动结式、动词拷贝句、“把”字句、(新兴)“被”字式,其中涉及受事主语句、话题句等其他特殊句式;第十章至第十一章是理论阐释篇,将实例分析篇中基于汉语特殊句式形式和意义互动关系的研究拓展到一般句法结构乃至一般构式的研究中,主要讨论句法结构形义互动关系分析中的基本观念和路径。最后一章重点讨论建构“互动构式语法”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本书体现了这样的理论追求:立足构式,面向互动,倡导和构建一种既与当下构式语法基本思想相协调又在观念和方法上有所探新的构式理论——“互动构式语法”。

 

【简目】

序一(袁毓林)

序二(陆俭明)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汉语句式的标记度及基本语序的参数选择问题

第三章  动结式配位系统的整合机制及其理论蕴涵

第四章  动结式不对称分布的多重界面互动机制

第五章  动词拷贝句句式构造和句式意义的互动关系

第六章  动词拷贝句的构式化机制及其发展层级

第七章  “把”字句的构造机制及其构式分析路径

第八章  “把”字句及相关句式的语法意义

第九章  新“被”字式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

第十章  形式和意义互动关系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第十一章  互动构式语法视野中的句式形义关系分析

第十二章  走向互动构式语法的探索

参考文献

术语和概念索引

后记

 

附录

后记

 

学术研究是一种自我流放。研究者将自己从闹市中放逐于荒原,在野花和荆棘丛中去寻找可以开荒种粮的地方。

学术生活充满着诗意,它在考察对象和理论模型之间用逻辑来建构一种隐喻性关联。学术研究中的学和术都可以写成诗行。我喜欢诗歌,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十四行诗,还是打油诗。我很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有些诗意。

学术研究应该体现一种自然之法,社会之理,人生之情。学术研究就是在法、理、情的洞察之中析美、求真、行善。

学术写作就是一种亲切的纪念,纪念那在探索中凝视的目光和流逝的时光。我努力寻找诗歌的花草枝叶,采摘下来,夹在书页中。然而,又不时发现,刚摘下,便枯黄。码字虽易,写作不易,且写且珍惜。

本书便是我这十多年在语法领域里流放、流浪、流连的一个纪念,借此聆听语言的音乐,感受学术的乡音。北岛曾言:“是的,我们自以为一直在与时俱进,其实是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可是,从哪儿出发?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现代汉语规范评议失误研究》(主要内容后来发表于《语言研究》1998年第1期),此时“互动”就成了我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因为我发现,很多语言规范评议的失误源于对语言现象互动关系的忽视。但这还只是基于“互动”理念的论感阶段。七年后的博士学位论文《动结式的论元结构和配位方式研究》开始形成了一定的互动观念。此时开始接触构式语法,虽所涉不多,但兴趣盎然。后来的语法研究尤其是近年的探讨,主要就是围绕构式语法的基本观念来审视汉语句式形式和意义的互动关系问题,为此我还先后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句式构造和句式意义的互动关系研究”、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汉语特殊句式形义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构式系统研究”,目前正在做另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互动观的构式语法理论与应用研究”,逐步推进,进而形成了自己所理解的互动构式观,尤其是对构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多了一些理论思考。与此同时,我对词汇语义学也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我的学术生活中,词汇语义研究和语法研究(包括构式语法研究)观念相通,因此也一直处于互动的状态中。

也就是说,2003年博士毕业后的十数年间,我学术研究中的一多半精力都是围绕句式的形义互动关系打转。本书便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小结。

本书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尝试建立一个具有逻辑一贯性的用来描写句式系统形义关系的模型,因此我们没有在现有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做验证性研究,而是拓展了某些基础理念,并做出自己的探索;二是以此模型为基础来对若干特殊句式的结构和意义做出系统性的描写,既立足典型,又细大不捐,试图用模型来描写异质且丰富的实在,在模型中解释多样而统一的实在,并借助模型来预测语言学事实;三是对与句式研究有关的理论问题做出一定的探索,尤其是观念和方法论的层面,进而提出“互动构式语法”的设想,并为此做出初步的论证。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动结式形义互动关系的探讨。从某个角度看,动结式在汉语句法系统尤其是特殊句式系统中起到一个枢纽的作用,因此我便自然地将考察对象由动结式拓展到其他句式(如动词拷贝句、“把”字句、被动句、受事主语句等),由论元结构和配位方式的互动关系扩展到句法、语义、韵律、语用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语法和修辞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逐步形成了“互动-派生模型(互动-派生分析法)”,提出了“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这种语言研究方法论立足结构和过程,梳理成分(特征)和关系,重操作,求证伪,追求还原分析和整体分析的结合、自下而上分析和自上而下分析的结合、单层面净化分析和多层面互动分析的结合、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的结合、个性分析和共性分析的结合,从而实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里充满着理想和期待,目前做得还很不充分,呈现出来的还只是探索中的一片小草地。但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就科学研究而言,用模型描写实在,更为实在。

我喜欢北岛的这句话:“看大地多么辽阔,上路吧。”(北岛《旅行记》)

关于整体论和还原论之间的关系,知识界一直有争论,甚至成了千古论题,20世纪80年代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后尤甚。本书试图通过构式语法研究而对这个论题做出某种新的思考,因此本书提出的某些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争论,其中最有争议性的可能便是来自本项研究所采取的基本理念,尤其是我们所主张的互动-派生模型和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方法论原则。对此,我们在正文中已经做了事实分析和逻辑论证。就我们对学术生态的理解来说,这也算一种尝试吧。对此,我们再略说几句,以申其旨。

互动-派生模型中的“互动”是指多侧面、多层面、多界面的相互作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联系,它主要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语言存在和发展的方式,而“派生”是从方法和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句式的生态。本体论承诺带来方法论的承诺,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和方法论承诺必然会带来不同的问题和解决策略。语言研究中,方法论的争议最大,但根和源都在语言观、认识论上,都来自于本体论承诺的差异。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方法论原则基于现代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基本观念,以结构整体为基础,重视整体特征,强调构式特征具有浮现性,但如何认识整体,尤其是如何剖析整体的结构及其特征?最终恐怕还得在相当程度上将整体还原为成分(更多地表现为成分的特征)和关系,尤其是还原到关系层面。生成语法重视核心词项和功能语类,功能语法重视信息结构的内部层次及其功能差异,认知语言学重视原型范畴的基本特征及其组合类型,韵律语言学重视自然音步及韵律层级,毫无疑问,就其对语言结构化表现的影响而言,无论是否明确主张,这些认识都具有某个层面的还原性。这种还原观自然不同于传统的经典还原论将整体还原为成分,即认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由此可见,同一个还原论之“名”,其“实”却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有很多文献对此并未有太多了解,将现代还原论等同于传统还原论(或曰经典还原论、机械还原论),一概而论。实际上,现代科学背景下的还原论同样反对传统还原观,反对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合成观。现代还原论不仅看到了在某个层次上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而且还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到整体又可能小于或等于部分之和。也就是说,整体常常异于部分之和,当然,这其中“等于”(组合性原则是其表现)也很重要。关键在于探讨这种成分之间存在的“异于(大于、小于)”关系是如何浮现出来的,其根本特征是什么;“等于”关系又是从什么角度来看的,在什么层面上说的。“如何研究整体”,是整体论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不了解这点,还原论就容易被污名化。不还原,则无计算;无整体,则失认知。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所说的那样:“立足整体,重视还原,强化多重互动关系的整合机制分析,是现代科学还原论的基本原则。”就此而言,似乎就没有了纯粹的整体论,也没有了纯粹的还原论。这是对事物认识的“解释学循环”使然。这正是我们提出“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的根本背景。

因此,应从现代还原论的观念来认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还原,而不是仍然抱着传统的机械还原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来理解复杂系统论中的科学还原。现代还原论,既要还原出系统、结构的组成成分,更要还原出相关组成成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成分之间相互促动、相互制约的机制)。精致还原的目标是更好地认识整体的结构和功能。其实,构式作为一个格式塔(完形、整体)与如何认识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及其关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由于本项研究重在结构的生成和揭示句式群(构式群)中相关句式形义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因此我们觉得采取互动-派生分析、走精致还原主义之路也就是一种可选择的方法。路虽有歧终存道。互动构式语法是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下所做的探索,坚守整体视野中的多重互动式还原(而非单向决定论视野中的还原),并由还原而重新进入整体。当然,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即便是基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还原,也只是分析复杂性系统的一种必要的策略,而非唯一的策略。正如下面这段话所言:“不少知识分子以为,现代化是一个科学的答案,因而只有唯一标准答案;而殊不知,二次方程就会有两个解,多次方程有多个解;一个复杂如社会的系统,就会有更多的解。”(盛洪《通古今之变》,《读书》2006年第6期14页)语言系统,是由多层面、多界面互动而成的N次方程。

本项研究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研究策略,还与本人的知识背景有关。在学术生活中,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和自然科学史(生物学、天文学等,尤其是进化论、宇宙论)的著作对我的启发比较大。如波普尔(Karl Popper)、库恩(Thomas Kuhn)、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劳丹(Larry Laudan)、汉森(Norwood Hanson)、查尔默斯(Alan Chalmers)和内格尔(Ernest Nagel)、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迈尔(Ernst Mayr)等。可是,大家知道,分析哲学家蒯因和进化论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迈尔都曾明确反对还原论,倡导整体论。然而,仔细分析后会发现,他们所反对的还原论是本体论、知识论意义上的还原论,如蒯因的整体论实际主要是指人类知识、表达系统的整体性。对此,我们认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的看法:“我怀疑,所有工作中的科学家(也许还有大多数的群众)在实践中都跟我一样是个还原论者,尽管有些人也像迈尔(Ernst Mayr)和安德森(Philip W. Anderson)那样,不喜欢这样说自己。”(《终极理论之梦》52页,李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

我们提出精致还原主义∕精致整体主义,不仅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术研究方法论,而是当作认识社会生态、社会结构生成过程的一种方式;甚至作为一种学术体验,展示一种生活情趣,一种微创新思维活动。我们的研究或许不合乎某些既有观念,但我们可以在微小创新中有所体验和感悟。这就是我们提出精致还原主义的另一层含义。我们努力去体验,去生活,“双手劳动,慰藉心灵”(海子《重建家园》)。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思想、观念、情趣乃至生活方式、认知习惯。我们觉得,学术研究和学者生命体验难以彻底分开。

就知识论整体而言,对象本体和研究方法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没有必然的隐喻性关联。科学方法论的多元性来自现象的多重特征和多层次、多侧面表现。方法或方法论没有原罪,但具体到某个特定的理论范式、方法或方法论,往往都有“现象偏向”,即基于某些理论、方法,更容易发现和解释某些现象。反之亦然,进入研究视野中的现象,也有“理论偏向”和“方法论偏向”,即某些现象更容易促发某种理论和方法。语言现象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哪些语言现象能够进入到某个特定理论范式,则受到理论的选择;而语言事实如何在理论体系中凸显其语言学价值,则必然受到理论的打扮。辛弃疾《浣溪沙·种梅菊》中说:“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只今何处向人开。”与此相通。而且即便是一个大的理论范式,若其基本理念正在发展过程中,也常会出现“言人人殊”的情况。当下轰轰烈烈的构式语法便是如此。没有定于一尊,也难以定于一尊。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说:“我一直讲,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 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新华文摘》2015年第23期110页)中国文化如此,语言观、方法论,都应如此。

不同的理论,其构题能力和解题策略并不相同。因此,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反复强调“方法论的宽容”的重要性。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没有一个理论是与已知的经验事实完全符合的。”(转引自郑毓信《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140页,译林出版社,2013年)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说法,若提出一个新理论,就要既能解决前人理论所能解决的问题,又能解决前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其实,从研究范式而言,大多数场合下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解什么题,往往是自己的理论所“预设”了的。新理论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否做出有意义的概括,做出了怎样的有意义概括,能否发现更具启发意义的新问题。

实际上,目前构式语法并没有严格意义上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论,其方法论原则大多来源于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如系统性原则、区别性原则(差异性原则)。因此需要做出方法论层面的探讨。我们并不否认构式的特异性、构式特征的某些浮现性,我们主要是探索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构式语法,但这种构式语法也具有本体论方面的认识价值。也就是说,互动构式语法视野中的互动,既是方法论的,也是本体论的,还是知识论的。这样或可进一步充实构式语法的理论探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任何理论都是人类理解史上的一道风景。在当代学术体系中,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常呈现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态势。虽然如此,但也并非完全水火不容,而是常会出现“错落式对接”的情况,相互启发,呈现出多样化之争。

本书目标多元,论题多重,主要内容都曾以论文形式发表,此次将这些成果引入本书时大多在材料分析精细化和逻辑建构严密化方面做了一定程度的拓展,有的甚至做了较大调整。虽由此而使篇幅显得更加浩荡,但笔者认为若有利于深化论题、提升理论解释力,则这种拓展仍很有必要。当然,在评审专家建议下,笔者对相关内容做了大幅度的删并和整合;同时,有一些需要强调的观点,也做了适当的重申。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项研究以笔者的《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为前期基础,因此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既有的研究内容,以及充分体现本项研究的系统性,有关小节简要引述了相关研究成果,并在引述的同时生发了一些新认识。

另外,这些年我们除了从事互动构式语法研究和汉语特殊句式分析之外,还对构式的二语习得和教学问题做了系统探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可以看作是本书的姊妹篇。我们同时还试图对语言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做出新的思考,五年前既已开始撰写《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后因入职《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后编辑事务过于繁忙而停笔,但愿未来一切顺利。

互动,也应该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中。

本书初稿曾于2014年10月奉呈商务印书馆以申请语言学出版基金。蒙基金评议委员会专家不弃,于2015年2月允准入选该出版基金。专家们在肯定拙著的同时,也提出了精审的修改建议,并同时转来了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审读意见。为此,笔者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重新阅读重要文献,重新思考相关问题。当然,这样的阅读,多为“书到用时”式的阅读。接下来的修改又花了半年时间。虽然阅读的心得未能完全渗透其中,甚至理解得也未必到位,但相信在虔诚的读写沉思中拙著已经有了不少改进。

基金评议会专家和两位评审专家的建议既指导了我对本书的修改,也促使我对很多问题做了新的思考。笔者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做了力所能及的修改。尤其是关于功能学派的理解,笔者以前关注得不够充分,理解得不够透彻。笔者常跟研究生们说这样一句话:“理解是误解的开始,误解是理解的终结。”信然。为减少误解,就得进入到对方的逻辑结构和材料系统中去理解对方。承蒙评审专家提醒,笔者在这一年多的阅读和修改过程中认识上有了质的变化,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已充分渗透在修改稿中。相信读者对照专家对2014年送审稿的评审意见与本书现在奉呈出来的内容,会发现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这已成为笔者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当然,有个别地方,也许是研究理念或具体认识的差异,一时不易处理;有些地方笔者理解得还不到位,尚未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因而只能留下遗憾了。这次书稿修改,全然是一个重新认知、学习、探索的过程。

谨此对评议会诸位专家和书稿评审专家潘海华先生、张伯江先生(笔者奉上修改稿后蒙责任编辑赐告两位专家尊名)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附“专家评审意见”,是两位专家基于2014年拙著送审稿做出的。读者在参阅本书内容和评审意见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章节序号的调整。原稿除绪论(未与后文各章统一编序)外,其余十二章依序编号(即第一章至第十二章);本书将绪论调整为第一章,原稿第一章调为第二章,依次类推,至原稿第八章调为第九章(为压缩篇幅,同时整体删去原稿第九章“句法语义分析中的基本观念和事实基础”),后三章(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序号不变。二是内容的调整。本书尽可能将专家评审意见吸收其中,因此评审意见中所引原稿中的某些内容可能不见于本书了,评审意见中的页码更非本书所示页码。不便之处,恳请谅解。

在奉上这部书稿的修改稿时,我要对给予我特别指导和帮助的人表示无限的感激之情。

袁毓林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学生虽很愚笨,但受先生研究思想的启发甚多,尤其是先生对“认知可计算”的阐发,深深地影响了我从事语法研究以及从事词汇语义研究的基本思路;甚至二语习得与教学研究,也常以此为参照。本书的修改,也得到了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并惠允赐序,勉励学生。

自读博开始,我就一直蒙受陆俭明老师的教导和关心。我在从事构式语法研究的这些年里,向先生请教尤多。先生还经常就构式语法的概念问题和研究状况与我讨论,使我获益良多。本书的修改也得到了陆先生的具体指导。我对陆先生和敬爱的马真先生的感激之情是无以言表的,唯有将先生们的关爱浸透到学术和生活中。在书稿出版前,我请陆先生赐序教导,先生慨然相赠。

我的硕士生导师于根元老师一直是我在学术之路上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本书的修改虽未直接请示先生,但先生关于“交际值原则”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我对所有语言问题的理解。我发现,先生关于应用语言学、新词新语、语言规范化的基本见解,在当下的语言生态和语言研究生态中更显光芒。还有一件特别感恩的事。2004年先生和师母王兰芳老师曾借款15万元助我买房,2008年因我还债压力较大,先生和师母又复借我20万。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师母之德,天高地厚。

这里还想特别感谢我的研究生们。2014年我将本书初稿奉呈商务印书馆参加语言学基金评审前,我的研究生陈艺骞、孙潇、郝暾、王文姣、朱立锟、李娜娜、李显赫、马文津、马伟忠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这次修改,新的研究生李延波、王伟超、赵芸芸、邱莹、李娜、刘卫强、李聪又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修改意见。张苗苗、罗斐、张子豪、刘星宇、奚柳青在校改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尤其要特别感谢李延波同学,不但提出了丰富的修改意见,很多地方的修改还直接得益于他的具体表述。宁波大学的王晓辉博士也拨冗阅读初稿,帮我发现了很多问题,非常感谢。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应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惠赐的良机,感谢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老师的热情提携、语言学著作期刊编辑室主任何瑛老师的积极指导和责任编辑徐从权先生的辛勤劳动。

最后,我要将八年前出版的《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后记中的话再引述过来,以表达我对亲人们最为深挚的爱:“这么多年,我的父母和岳父母给我以无尽的支持,他们的勤劳、善良和坚定一直砥砺着我。我经常因无以回报他们而愧疚。这么多年,我的妻子高勤丽和女儿施今语给我以无尽的幸福。生活的温馨是幸福的源泉。这么多年,是我的姐妹兄弟帮我照顾着劳作在田间地头的父母。对我的亲人,我无以言谢,唯愿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谨以此书献给我至爱的亲人们。

这些年,一切依旧,唯时间静静地从指间流逝,不知不觉间竟然到了古人所言的知天命的年纪。天命,可知乎?或未可知,但实难违。唯有前行,才能在荆棘之途呼吸着自然和生命的呼吸。

 

施春宏

2016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