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旭教授新著《部分量：体貌、量化与论元互动的类型学研究》于2022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探讨了国内外语言学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前沿课题：部分量。以部分量的编码方式为主线，分析了体貌、量化与论元互动的跨语言相关性。尝试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进行研究，从跨语言类型学角度考察了部分量的四种编码方式：部分量化、部分受影响、偏称宾语和部分格。本书在国外语言的“内化”与国内语言的“外化”相结合上，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无论研究思路还是研究方法，都能给国内外语言类型学爱好者提供参考。希望本书对我国语言类型学中大范围跨语言比较这一研究方法，特别是跟国外语言的比较，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全书目录
序（陆丙甫）
前言
第一章 绪论：理论前提与方法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一 研究对象的界定
二 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第二节 量范畴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一 量范畴研究现状
二 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研究理论和语料
第四节 本书框架与主要内容
第二章 “全称量化”的句法类型学研究
第一节 全量成分的句法位置分布
一 汉语全量成分的位置分布
二 全量成分位置分布的跨语言考察
第二节 体貌的全称量化对象差异
一 量化对象差异的跨方言共性
二 量化对象差异的跨语言共性
第三节 动词重叠的全称量化功能
一 闽方言的动词重叠
二 民族语言的动词重叠
第三章 “部分量化”的形态句法类型学研究
第一节部分量与部分指、非部分量
一部分量化与部分指
二部分量与非部分量的对立
第二节部分量化的编码方式
一 部分量词和部分冠词
二 形态句法手段
三 词类重叠与代词重复
第三节部分量化与“题原角色”理论
一 “题原角色”与原型受事
二 渐成客体、体貌与论元
三 部分量化到全称量化
第四节 量值大小对词语句法行为的影响
一 量值大小对与“都”共现的制约
二 量值大小对词语前后置的影响
三 量值大小对词语定指性强弱的影响
四 量值大小对否定词移位的影响
第四章 “接近受影响”“部分受影响”的形态句法类型学研究
第一节 汉语的语法手段
一 “把”字句
二 体貌标记﹒
三 动结式“V完”
第二节 国外语言的语法编码方式
一 格标记
二 动词词缀及词性
三 作格与逆被动态
四 量化副词、构式
第五章 “处所转换构式”的语序类型学研究
第一节 处所转换构式的跨语言考察
一 英语处所转换构式
二 汉语处所转换构式
三 其他语言处所转换构式
第二节 处所转换构式的类型学特征
一 地区、语系及语种分布
二 七大主要类型学特征
第三节 处所转换构式的语序动因
一 两大竞争动因
二 动因竞争形成的四分表
第四节 处所转换构式“接近/部分”构式义的解释
一 “内容”与“容器”解释
二 格语法“透视域”解释
三 “距离象似动因”解释
四 处所转换的类型模式及功能解释
第六章 “整体一部分”语序的分裂移位
第一节 “整体一部分”研究概况及研究对象
一 “整体—部分”研究概况
二 研究对象的界定
第二节 分裂移位的类型及动因
一 分裂移位的类型
二 分裂移位的形成动因
第三节 分裂移位产生的“部分格”
一 移位产生的“部分格”
二 “王冕死了父亲”的“部分格”解释
三 生成语法“部分格”的实质
第四节 分裂移位产生的“论元分裂式话题”
一 句法特征描写
二 方言类型差异
三 跨民族语言考察
第七章 “偏称宾语处置式”的句法类型学研究
第一节 句法特征描写
第二节 跨方言考察及类型学意义
第三节 产生年代及动因
第八章 “偏称宾语被动句”的语序类型学研究
第一节 句法特征描写
第二节 跨方言考察
第三节 汉藏语系民族语言考察
第四节 产生年代及动因
第九章 “部分格”的区域类型学研究
第一节 部分格的语系及地理分布
第二节 部分格的独特性及其类型学意义
一 一般类型学研究的要求
二 部分格研究的特点
三 部分格研究的类型学意义
第三节 部分格与语序之间的蕴含共性
一 形态参项和语序参项的结合
二 部分格和语序的关联
第四节 部分格与区域类型学
一 部分格与区域语言学
二 部分格与民族迁徙
第十章“部分格”的量化功能和历时演变
第一节 芬兰语“部分格”的量化功能
一 格标记与体貌的相关性
二 部分格的体功能
三 部分格的NP关联功能
第二节 部分格的历时演变共性
一 部分格的语法化来源共性
二 法、德、俄部分格的语法化共性
第十一章 “部分格”与“及物性假说”理论
第一节 “及物性假说”理论介绍
一 及物性假说的10个原型特征
二 及物性特征的共变关系
第二节 宾语格标记与及物性
第三节 “部分格”的及物性角度分析
一 部分格使用条件及其流程图
二 部分格使用条件的及物性分析
第十二章 结语：事实与理论
第一节 语言共性、个性与部分量编码
一 语言共性与个性
二 部分量的编码方式
三 编码方式与库藏类型学
第二节 受部分量制约的语法现象及其关联模式
一 受部分量制约的语法现象
二 三个平面之间的关联标记
三 本书讨论的界面互动
第三节 语言共性研究的重要性
一 国内外的语言共性研究
二 本书探讨的语言共性
三 汉语研究的语言类型学眼光
参考文献
语言索引
主题索引
后记
附录一：
序
最近收到思旭的邮件，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历经10年潜心研究的《部分量：体貌、量化与论元互动的类型学研究》即将出版，邀我写个序。通读全书之后觉得，书的选题意义及主要创新点，在第一章“绪论”、第十二章“结语”以及“前言”中已作了很充分的解说、强调。是否恰当，读者可以对照正文仔细研读。这些我不再赘述,下面只谈点自己阅读后的一些感想体会。
一
书稿第三章提到了中国语言学界极少关注的“部分冠词”（partitive article），可见他对部分量有关文献的搜索之仔细。一般我们知道的冠词，就是如英语那样在形式上是定冠词、不定冠词两分的。但在法语、意大利语等语言中，冠词的形态是三分的：在定冠词、不定冠词之外，还有一个“部分冠词”。部分冠词在功能上的所指是“确定集合中的不定成员或子集合”，介于定指和不定指之间，大致等同于英语中的“特指的不定指”（specific indefiniteness）。相比较而言，“特指的不定指”是个很令人困惑的术语，“部分指”的名称可能更具启发性。
牵涉到指称范畴的语法现象中，大量复杂的情况都跟“部分指”有关。“定指”跟“部分指”的关系，Comrie（1978）曾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
（1）Homer composed two epics: (the) one is about the fall of Troy, the other about Ulysses' journey.
荷马写了两部诗史：一部叙述特洛伊的陷落，另一部叙述尤利西斯的巡游。
（2）A language has three components: (*the) one is sound system, and the other two are lexicon and syntax.
语言有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语音系统，另外两个是词汇和句法。
在英语中，“二分之一”这种部分指被感知为接近定指的，故可用定冠词；而“三分之一”被感知为不定指的，故不能用定冠词。当然，由两个成员组成的确定集合里的某一个，也符合部分指的定义。不过因为不确定成员占据了确定集合的一半，比例较大，也可被感知为定指的，因此这个名词前面也可用定冠词。这个例子很好地反映了指称功能的连续性。
指称在功能上是连续的，但在形态上不是连续的，因此许多跟指称有关的现象仅仅用形态很难解释。如一般认为存现句中表示存现物的名词必须是不定指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下例中的相关名词就是定指的。
（3）a.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counterexamples to Streck’s theory…
有如下这样Streck理论的反例…
b. * There are the above counterexamples to Streck’s theory…
有如上这样Streck理论的反例…
比较a、b两句可以看出，尽管相关名词都是定指的，但句子是否合格关键要看定指内部指称性的高低差别。（3）a的counterexamples（例外）是上文没有提到过的，而（3）b的“例外”是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是信息新旧程度的差别。又如：
（4）a. There are some cows in the backyard. 后院有几头奶牛。
b. * There are some of the cows in the backyard.
有关名词都是不定指，但（4）a中some cows所属集合不明，（4）b中some cows则有明确的所属集合。例（3）、例（4）反映了存现物名词的指称性不能太高，至于是否定指并不是关键。
以上关于指称的讨论显示，指称跟语序密切相关。指称性的本质是什么？在有关指称研究的早期，认为定指形式（definite form）表示定指性（definiteness）。这种明显同义反复的定义方式启发性不大。在功能学派，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所谓定指性，其所指就是identifiability，即“可别度”或“可辨识性”。关于可别度和语序的关系，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因此不难理解指称性跟语序的密切关系。
二
思旭这本书，内容极为丰富，有关部分量的方方面面都触及到了，分析也都相当深入、细致，对共性的强调，对理论和材料的把握，对三个平面、动因互动的理解等都相当到位。预计将成为今后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主要中文参考文献。若说对此书还有更高期望的话，就是全书因牵涉面广泛而略显松散。我建议读者阅读时，对语序问题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因为书中多半内容都跟语序密切相关，也可以说语序现象是贯穿整本书的主线之一。
在全书中，可以看到语序问题时隐时现。最明显的是第五章，该章共分四节，第三节是“处所转换构式的语序动因”，全部是说语序的，所用的两条动因（语义靠近象似性和可别度领先象似性），也都是语序的；除了“地区、语系及语种分布”一节，其他两节基本都是跟语序密切相关的内容。
前面说的指称现象跟语序直接相关，“若其他因素相同（every things else being equal），则指称性较强的成分总是前置于指称性较弱的成分”，即“可别度领先象似性”。这一观点可以解释书中说到的许多现象。如第五章提到的“处所转换构式”，思旭已经指出如果处所转换为宾语，则必然伴随整体受影响的效应，其中一个例子是：
（5）a. She loaded the hay onto the truck. 她把干草装上卡车。
b. She loaded the truck with the hay. 她把卡车装满了干草。
处所the truck从后面移到前面宾语的位置，就增加了“整辆车被装上干草”的意义。那么，这种效应对the hay是否适用呢？也完全适用，这可以用添加明确表示整体性的词语方式来做测试：
（6）a. I loaded the (whole) truck with (*all) the hay.
我 把(整辆)卡车 装上了 (*所有)干草。
b. I loaded (all) the hay onto the (*whole) truck.
我 把(所有)干草 装上了 (*整辆)卡车。
通过添词测试，很明显，在前面宾语位置的成分具有潜在表示整体的位置效应，不管原来是表达处所的还是其他的语义角色。对这个现象，书稿给予了不同的解释。我们选择两个具有最大普遍适用性的动因：语义距离象似性和可别度领先象似性来作比较。语义距离象似性运用于这里，是很直接的。大量处所转换结构中的“整体效应”（holistic effect），都落实在编码为直接宾语的那个成分上。这可以解释为直接宾语离动词最近，“临近便是影响力的加强”，影响力的加强导致整体受影响。所有落实了“整体效应”的成分都是位置靠前的那个成分，这能用可别度领先象似性解释，整体的实体可别度大，容易落实为跟整体密切相关的“背景”（相对“图像”而言）。这两个动因的结果通常是一致的，因此看不出哪个因素是主导的。当然，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如汉语的“把”字句。
“把”字句可以有两个宾语，若说哪个宾语离动词更近，则显然不是把字宾语。这表现为把字宾语和动词间可以插入各种状语，而后置宾语与动词间可插入的成分有极大限制。但是在“把”字句中，落实了整体效应的成分显然是离动词较远的把字宾语，如例（6）汉语对译句所示。由此可见，至少在“把”字句中，导致整体效应的不是距离象似性，而是可别度领先象似性。
除了整体效应必然跟可别度领先有关外，第八章“偏称宾语被动句的语序类型学研究”也显然都是偏称宾语后置于全称宾语。书稿中还有一个很值得强调的内容就是“部分格”的分布，思旭也发现所有部分格几乎都出现在后置于动词的位置。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部分格全部都用于宾语吗？书中没有提到这点。我跟思旭的个人交流中，他告知我部分格也有用于主语的。我们感到有趣的是，既然部分格也可以是主语，那么从理论上说这就不是格标志了，而是个量化或指称（部分指）标志。这也反映了有关形态的术语中，仍有不少混乱的地方。
三
思旭的研究最初引起我注意，大概是2007年10月份，当时我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东方语言学”网站上讨论语法问题，他就在下面发帖参与讨论。他的发帖内容既能紧扣主题而又颇具新意，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次讨论他就提出了“后置宾语才可能有部分格”的假设。可见他当时已经开始对部分量产生兴趣。他那时还是吴为善先生的硕士生，但已经对认知语言学比较熟悉，并且深受吴先生启发式指导的影响，善于独立思考。此后在读博期间，他继续保持对部分量的浓厚兴趣，终于一步步走到今天，写出这样一部洋洋洒洒的专著。思旭告诉我，书稿写作过程中，他常常处于废寝忘食的状态，有时找到了某条一直在苦苦寻觅的稀缺语料，顿时手舞足蹈，甚至偶尔还会喜极而泣。可见他用心之专！
从思旭的研究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新一代语言研究者的成长。比起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浪费了最金贵年华的我们这代，他们受过连续的完整教育，现在所处的科研环境比我们进入专业领域的改革开放初期也不知要优越多少。希望他们能不负韶华，不辱使命，勇于担起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重任，砥砺前行！
陆丙甫
2021年7月21日
附录二：
后记
一
2005年9月，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攻读汉语语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原以为大学阶段就对各种语言学理论有所了解，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应该轻松很多，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上师大的语法研究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不仅要有理论意识，更强调对语法事实的描写和解释。幸运的是，在齐沪扬教授、陈昌来教授、吴为善教授和张谊生教授等的诸多语法课程的耳濡目染下，在各门课程作业的强压下，在“润物细无声”中接受了科班训练，我的语法研究也逐渐走上正轨。
硕士三年级上学期，无意间接触到“东方语言学网”，看到陆丙甫教授在上面发了很多讨论语法的帖子。当时我正愁于语法研究之路怎么才能走下去，于是就在网上积极发帖参与陆老师的讨论，想让陆老师对我的学术潜能和创新能力有更多的了解。其中，蕴含共性“O部分格ÉVO”，就是跟陆老师在网上讨论时我提出来的。陆老师发帖给予了积极鼓励，让我把“部分格（partitive case）”好好研究一下。在得到陆老师的鼓励后，我铆足了干劲准备研究“部分格”这一国际性课题时，却发现难度太大。因为汉语（包括方言）、民族语言中根本就没有“部分格”，要研究就必须全部依赖国外的文献资料。这跟我原先的预期相差很大。
2008年9月，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跟随陆丙甫教授攻读语言类型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经过近一年的资料搜集和反复思考，我把研究课题从过于狭窄的“部分格”调整为涵盖面略微广一些的“部分量”。其实，修改后的课题“部分量”仍然比较具体，抽象程度（degrees of abstractness）较低，想通过跨语言调查概括出语言共性，难度较大（Comrie 1989）。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国内外材料，都非常零散、有限。2009年3月，在犹豫很长时间不敢动手之后，我开始把这些零散材料分门别类，尝试搭建论文框架。类型学研究跟其他研究最大不同在于，后者可以先搭框架再写作，而类型学研究必须先有材料，然后你才能搭框架。因为没有跨语言材料作为支撑，类型学论文写作根本就无从谈起。在搭建论文框架，进一步整合材料的过程中，发现跟我原先的预期又一次相差很大，整个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博士三年，为了写毕业论文，历经多少痛苦与折磨，恐怕很少有人能体会。当然，“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喜悦之感，我想也很少有人比我体会得更深刻。
二
历时近四年写作和反复修改完善的博士论文终于完成了，现在可以写后记了，身心也轻松了许多。
首先由衷感谢导师陆丙甫教授，感谢他能招我读他的博士，从而使我的语法研究之路能够继续走下去，更要感谢他三年来对我学术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心。论文从选题到最终完成都是在他的细心指导下完成的，部分章节内容更是跟他反复讨论之后才完成的。
感谢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潘海华教授，是他的帮助我才能有幸去香港城市大学访学。由他和李宝伦教授一起主持的每周一次的语言学沙龙，极大地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而跟城大的博士生以及内地其他高校去访学的博士生们的交流，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城大图书馆的外文资料非常丰富，这无疑给我博士论文外文资料查找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确保了博士论文的如期完成。在城大短短四个月的访学期间，能有幸去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多所香港高校参加学术会议或聆听学术讲座，使我对香港语言学界乃至国际语言学有了新的认识。
感谢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Rose Thomas博士。在我硕士三年级上学期确定这一研究课题的初期（2007年10月），因为芬兰语部分格资料难找而一筹莫展之时，她于2008年4月30日把她研究芬兰语部分格的博士论文发给我，这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要把这一艰难课题继续研究下去的坚定信念。感谢她及时回复我的电子邮件，无数次耐心热情地解答我提出的诸多疑难问题。感谢立陶宛的Silvia Luraghi（Università di Pavia）和Tuomas Huumo（University of Tartu）两位语言学家，他们是首届国际部分格研讨会（Workshop on Partitives）（2010年9月4日）的召集人。感谢他们数次耐心解答我的问题，更要感谢他们把这次部分格研讨会的会议论文摘要发给我，使我能及时了解我的部分格研究的意义所在。
感谢张谊生教授，他给我们开了两个学期的语法专题讨论课。张老师在课堂上不仅传授我们丰富的语法知识，而且给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语言学界的大门。感谢硕士阶段学习所在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齐沪扬教授、陈昌来教授、吴为善教授等，正是在他们的严格要求下，在浓郁的语法研究学术氛围中，才能有幸在硕士阶段打下坚实的语法基础，从而为博士论文的顺利完成提供保障。
在全国语言学重镇之一的上海师范大学6年语法氛围的熏陶，以及平时的沙龙再加上学术报告的耳濡目染下，语法已经渗入日常生活之中，看语法论文或书籍、写论文已经成为日常习惯。我至今仍然坚信：把人生最宝贵的6年青春献给了上师大、献给了语法研究，是值得的，上师大的6年语法生活必将使自己终身受益。
2011年4月6日夜
三
以上是我博士论文《部分量对句法形态和语序制约的类型学研究》的“后记”，只是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因为这样才能更真实反映我当时的心态。清楚地记得，博士论文答辩主席邀请的是复旦大学戴耀晶教授，他对我博士论文给予积极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宝贵修改建议。在上海求学6年，跟戴先生见面的机会一共就三次，他给我的温文尔雅、与世无争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博士论文答辩结束的当天，我就想以后博士论文出版了，一定要送一本给戴先生。令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戴先生于2014年9月22日因病逝世。
2011年6月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安徽大学中文系工作。2012年6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部分量编码方式的类型学研究”成功获批，这给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经费支持。从2012年至2016年这4年间，我对博士论文作了大量补充和完善，大到论文框架的变动、章节的调整、新理论的引入，小到跨语言（跨方言）语料的增加、论证不足地方的修改打磨、语句表述上的调整。印象最深的是，为了增加跨语言（跨方言）的语料，那几年又回到了读博期间的生活状态，长年都忙于搜集与本书诸多大小课题相关的语料：一是在网上搜索最新发表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二是购买最新出版的书籍，尤其是民族语言和方言方面的图书。有时看了很多文献，一条有用的语料都没找到，情绪立马跌落谷底；有时找到了某条一直在苦苦寻觅的稀缺语料，如获至宝，顿时手舞足蹈，甚至偶尔还会喜极而泣。
这是因为做语言类型学研究，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就是找语料。找汉语方言语料和民族语言语料难度还小一些，最难的是找国外语言的相关语料。另外，搞语言类型学研究，常常要深陷窘境：选题太普通、太常见，虽然语料好找，但是论文写出来意义不大；选题太特殊，虽然意义很大，但是论文很难完成，因为很难找到你需要的那种特殊语料。这跟我们做的汉语语法研究，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经过4年多的努力，2016年6月向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提交了课题结项材料。2016年9月收到了规划办转来的5份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书稿的诸多不足。尤其是其中一份近4页纸的评审意见，对结项书稿《部分量：体貌、量化与论元互动的类型学研究》进行了多维度的剖析，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看了以后，着实让人感动。仔细对照评审意见，我又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书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完善。
此后的2017年至2021年，研究的侧重点从之前的做“加法”转为做“减法”，即把精力放在怎样才能突出文章的主线、突出文章的创新。自我感觉“减法”工作成效最大的，还是2021年春节前后这几个月，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把书稿从头到尾又修改打磨了好几遍；为了突出主线，增强可读性，删减了不少内容。后来由于篇幅字数和出版经费的限制，我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拙著进行了数次精简压缩。为了方便查阅，又补做了“语言索引”和“主题索引”。不知为什么，这次修改完以后，十多年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许多。
本课题不少章节已在《外国语》《汉语学习》《东方语言学》《南方语言学》《语言类型学集刊》《吴语研究》《粤语研究》（澳门），《中国语文法研究》（日本）等国内外重要语言学期刊上发表，对外审专家的宝贵审稿意见以及编辑的努力付出，再次表示感谢！更要感谢这些期刊以及《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学》（人大复印资料）十多年来对我学术成长的支持和鼓励！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并不是已发表论文的结集出版。比如本课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8万字的《全称量化和部分量化的类型学研究》（《外国语》2010年第4期），现在该部分的内容已经扩充为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两章共计4.8万字，篇幅已接近10年前发表时的3倍。其他已发表的十几篇论文，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本书相关章节比以前在期刊上发表时，无论是分析论证的充分性上，还是跨语言语料数量的丰富性上，都变动较多。
从2007年偶遇“部分格”到现在的2021年，15年过去了。在感叹时光流逝如此之快的同时，我也从青年步入了不惑之年。现在书稿要出版了，长达15年的语言类型学征途，也将暂时画上句号，内心感慨万千。一方面依然佩服自己15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敢于做这么有挑战性的课题；另一方面深刻体会到做真正的跨语言类型学研究之不易。最后希望学界的新生代同仁能迎难而上，为中国语言类型学与国际语言类型学之间的双向互动，贡献力量！为构筑中国的语言类型学大厦，添砖加瓦！
李思旭
2021年3月21日